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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讲,药品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行业,应该有很多新的公司冒出来才对。但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人为造成了这个行业极高的门槛。根据FDA的规定,所有处方药和用于临床的医疗仪器甚至是治疗方法的临床试验,都必须得到FDA的许可,更不用说在市场上销售了。而这些许可证是极难拿到的,要进行无数对比试验并且要尽可能了解和降低所有可能的副作用。FDA的初衷很好,因为人命关天不能不仔细,但是这也使得小公司几乎无法进入处方新药的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保护了原有的大公司利益和垄断性利润。(一种观点是,大制药公司通过FDA维护自己现有利益。)传统大的制药公司诸如辉瑞(Pfizer)和默尔克(Merck)的研究部门很像三十年前的贝尔实验室,一个科学家进去一干就是一辈子。而这些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也养得起这些科学家。当然,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在里面也屡见不鲜。由于FDA的保护,创业的小公司要打破原有制药公司的垄断是件很难的是。这就是我们很难看到小的生物公司成功的原因。人们多次怀疑摩尔定理还能适用多少年,就连摩尔本人一开始也只认为IT领域可以按这么高的速度发展十年。而事实上,从二战后至今,IT领域的技术进步一直是每一到两年翻一番,至今看不到停下来的迹象。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它行业做到了这一点。因此,IT行业必然有它的特殊性。AT&T一百年来发展得很健康。虽然一百年来它一直受反垄断法的约束。但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并没有真正要过它的命,每一次反垄断其实是帮助AT&T修枝剪叶然后让它发展得更好。我们今天谈论作为美国仅有的两个被反垄断法拆分的公司之一的AT&T公司时,不能不看看AT&T的垄断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注:另一个被拆分的公司是美孚石油。)澳门信誉赌博平台注册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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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基金的总合伙人的法人代表和基金经理们一般都是非常懂技术的人,很多人是技术精英出身,很多人自己还成功创办过科技公司。比如被称为世界风投之王的约翰.多尔(JohnDoerr)原来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师。中国最大最好的两个风投公司北光(NorthernLight)和赛伯乐(Cybernaut)的创始人以前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比如创办北极光创投的邓峰和柯岩博士,原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公司Netscreen的创始人,同时是网络安全的专家。赛伯乐的创始人朱敏博士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电视会议技术和服务公司Webex的创始人。为了确保对最先进技术的了解,风险投资公司会招很多技术精英,同时还会请外面的技术顾问,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一起来帮助评估每一项投资。虽然风险投资的目的是追求高利润,但这些高利润是它们应得的报酬。我对风险投资家的敬意远远高于对华尔街,因为风险投资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而华尔街经常会起负面作用(最近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暴涨就是华尔街造成的)。风险投资通常是为创业者雪中送炭,不管创业成功与否,它们都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更新。而华尔街做的事,常常是将一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并从中攫取巨大的财富。互联网的崛起,对原贝尔实验室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语音的自动识别,曾经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之一,现在随着电话时代的过去变得不重要了。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语音识别公司只剩下Nuance一家,美国整个语音识别市场的规模一年不到五亿美元,相当于谷歌两个星期的收入。而同时,世界上对文字处理、图像处理技术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断增加。澳门信誉赌博平台注册安迪是原英特尔公司CEO安迪-格鲁夫(AndyGrove),比尔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特尔处理器的速度每十八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内存和硬盘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微软的操作系统等应用软件越来越慢,也越做越大。所以,现在的计算机虽然比十年前快了一百倍,运行软件感觉上还是和以前差不多。而且,过去整个视窗操作系统不过十几兆大小,现在要几千兆,应用软件也是如此。虽然新的软件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强了一些,但是,增加的功能绝对不是和它的大小成比例的。因此,一台十年前的计算机能装多少应用程序,现在的也不过装这么多,虽然硬盘的容量增加了一千倍。更糟糕的是,用户发现,如果不更新计算机,现在很多新的软件就用不了,连上网也是个问题。而十年前买得起的车却照样可以跑。

针对复杂指令的处理器的上述两个不足之处,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们提出了基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设计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三院院士轩尼诗(JohnHennessy)教授和加大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计算机教授派特森(DavidPatterson)院士。精简指令系统只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并将一条复杂的指令用几条简单的指令代替。基于精简指令集的设计思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得计算机处理器的设计得到很大简化,同时由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可以保证每条指令执行时间相同,处理器内各部分可以很好地流水作业,处理器速度可以比同时期的基于复杂指令的处理器要来得快。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包括很多工作站的处理器和现在最快的SonyPS/3游戏机的微处理器PS/3-Cell。当然,风投不可能替公司管理日常事务。这就有必要替公司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做CEO(当然,如果风投公司觉得某个创始人有希望成为CEO,一般会同意创始人兼CEO的职位)。每个风投基金投资的公司都有十几到几十家,要找到几十个CEO也并非容易的事。因此,有影响的老牌风投公司实际上手里总攥着一把CEO候选人。这些人要么是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要么是该风投公司以前投资过的公司的创始人和执行官。风险投资家给有能力的创始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锁定和他的长期关系。如果后者创业成功固然好,万一失败了,风投资本家在合适的时候会把他派到自己投资的公司来替自己掌管该公司日常事务。一个风投公司要想成功,光有钱,有眼光还很不够,还要储备许多能代表自己出去管理公司的人才。这也是著名风险投资公司比小投资公司容易成功的原因之一,前者手中攥着更多更好的管理人才。一个成功的公司的早期员工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一般是一些非常爱冒险的人,否则他们不会选择加入新开办的甚至是还没有投资的小公司,他们技术和能力非常强,常常每个人可以独挡一面,因为早期的公司要求员工什么都得能干。他们同时对新技术非常敏感,否则他们在众多新兴公司中就不会挑选中那些日后成功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弱点。他们虽然善于开创,但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守成,而后者对于一个大公司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做事快,但是不够精细,因为在公司很小时,抢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在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会和新的管理层发生冲突——新的主管会觉得他们不好管。这就如同打江山的人未必能治理江山。这些员工很可能自己出去开公司。而即使留在公司的这些早期员工已经腰缠万贯,原先的动力也要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留住早期员工,并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成为了每一个上市的科技公司的难题。原苹果公司CEO斯库利(就是那位把乔布斯从苹果赶走的CEO)在失败地离开苹果后,写了一本书《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总结了他在苹果的经验教训。在书中,他不经意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商业竞争的观点。虽然公司的竞争和自然界的竞争大不相同,斯库利却用自然界的竞争来比喻商业的竞争,使得不熟悉商业的人更容易理解它。虽然我不太同意他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等同起来,但是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观点,我就把它进一步扩展成70-20-10律。

3.山姆等三人的股票必须按月在今后的四年里逐步获得(Vested),而不是在公司成立时立即获得。这样如果其中有人离开了,他只能得到一部分股票;中国二十几年前有一本叫《神鞭》的小说,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清朝末年的故事。主人公傻二从小练就了神奇的辫子功夫,在冷兵器时代他罕有敌手。后来他参加了义和团,在和拿着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和假洋鬼子的对抗中一败涂地。劫后余生的傻二剪掉了辫子,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神枪法,并用他的枪惩戒了汉奸。他对别人讲:“辫子没有了,神留下。”硅谷也是一样,或者说半导体并不是硅谷真正的本质。硅谷的灵魂是创新。硅没有了,创新的灵魂留下了,它保证了硅谷的繁荣和发展。风投公司一旦确定什么生意、什么公司可以投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估价一家投资对象了。和投资股市不同,风险投资的对象大多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可言,其估价不能按照传统的市盈率(P/E值)或者折扣现金流(DiscountedCashFlow)来衡量,关键是看今后几年该公司发展的前景以及看到目前为止该公司发展到哪一步了。和投资股市另一个不同之处,新创公司因为没有什么业绩可以衡量,创始人和早期员工的素质就变得很关键。一般来讲,一些HighProfile的创始人,比如思科公司的资深雇员和斯坦福的教授,创办的公司容易获得较高的股价。在菲奥莉娜执掌惠普的接下来的五年间,菲奥莉娜从一个科技公司变成了一个电器公司。它原本是和GE、IBM以及Sun这样的科技公司竞争,现在它蜕变为和Dell、索尼、佳能和爱普生一类的低利润普通电器公司。在菲奥莉娜的任期中,她个人频频在各种媒体中亮相,(当然,她解释为媒体找她。)但是惠普这个硅谷最有历史的公司正渐渐被人遗忘。它在个人机领域输给了Dell,在数码相机上输给了佳能、尼康和索尼,在打印机上输给了爱普生和佳能,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我们在前面提到,惠普衰退有两个原因,一是前任领导的能力问题,二是它身处的电器行业受亚洲制造的冲击。现在,惠普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赫德显然是一位称职的领导,在他的领导下,惠普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利润率几乎翻了一番,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一倍。惠普又重新走上了稳步发展的正轨。但是,现在的惠普已经从一家科技公司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司之一。它在计算机服务领域的增长远没有它在制造业增长快。但是,另一个结症显然不是谁能解决的。计算机制造业受反摩尔定理的制约,同时受到亚洲,这里主要是日本公司的冲击,日子不会很好过。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也许并不是件好事。因为现在计算机和电器制造业的利润不仅低而且极不稳为什么在信息产业的公司比传统工业的容易形成主导优势呢?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首先是不同的成本在这两种工业中占得比例相差太大。传统行业研发成本低,但各种制造成本和销售成本是非常高的。研发成本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抵消,而制造成本则不能。传统工业扩大一千倍生意通常意味着同时增加几百倍的成本。以石油工业为例,最主要的成本是获得油田的成本。由于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埃克森美孚公司获得俄国油田开采权的成本要比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荷壳牌(Shell)高得多。因此埃克森美孚到一定规模后进一步扩展的成本就非常高。在汽车工业中,制造成本(还不包括研制、市场和销售)占汽车售价的一大半,即使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也提高不了多少利润率。总的来讲,一个汽车公司要扩大一倍营业额,基本上意味着公司规模要扩大一倍,建大一倍的工厂,雇多一倍的人。这时公司就不可能有它规模小的时候效率高,利润率甚至可能下降。因此它扩张到一定规模后也会慢下来。澳门信誉赌博平台注册在计算机发展史的前三十年里,IBM在商业上只有一个轻量级的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DEC)。由于IBM的大型机实在太贵,中小公司和学校根本用不起,市场上就有了对相对廉价低性能小型计算机的需求,DEC公司应运而生。在很长时间里,虽然两个公司在竞争,但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因为计算机市场远没有饱和,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竞争者。在这三十年里,两个公司发展的如鱼得水。基本上可以说是IBM领导着浪潮,DEC跟上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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